农村是否可以保持稳定，从而为发展提供战略选择，将事关现代化的成败。以小农经济、制造、产业升级驱动的现代化道路来看当前三农政策，就可以对当前主流的三农政策话语作进一步的讨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

　　让进城农民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风险，而且大地降低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保留进城农民宅基地因此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民与国家的合谋，是风险成本而非浪费。

　　记者：现在有一种认识，当前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却没有退出，出现了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宅基地面积扩大的倒挂。您是否认为农民进城却仍然占有宅基地是一种严重浪费？

　　贺雪峰：宅基地和住房的大特点是不可移动，因为不可移动，在不同区位的住房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过去上海流行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即是如此。农民在农村的住房与已经形成经济聚集具有规模效益的城市住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进城农民工之所以仍然要保留农村住房，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进城农民工对自己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有清醒而且理性的判断，就是仅仅依靠打工收入，他们即使在城里买得起房子，也很难全家在城市体面生存。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在城市难以立足，还是要返回农村，且回到农村居住比较舒服。他们留下农村住房，是为了防止进城失败而留的退路，这是一种风险防范机制，是退路也是基本保障。

　　保留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给了进城失败农民以退路，从而也就给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一般发展家，因为进城失败农民不再能退回农村，他们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就成为"发展中不稳定"的重要助推器。之所以可以保持"发展中的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城失败农民有退路。

　　因此，让进城农民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风险，而且大地降低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保留进城农民宅基地因此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民与国家的合谋，是风险成本而非浪费。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改革作了重要部署，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域，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的征地制度引起了很多非议，您如何看待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及其所引发的非议？

　　贺雪峰：对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存在诸多非议，但我认为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其重要且精良的制度，是助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是大的制度红利。从我们在的调查来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民都盼土地被征收。道理很简单，征地补偿远高于农业收入，且征地往往还要拆迁，而拆迁所获补偿更是远高于征地补偿。

　　农民盼征地、盼拆迁这是一个被刻意忽视的常识。农民要求更高土地补偿，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并非提高了征地补偿，农民就会减少分享更大利益的要求，征地冲突就会下降。实际上，近10年，各地征地拆迁补偿都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征地补偿而发生的冲突却更普遍且更激烈了。这就说明，并非仅仅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就可以解决征地拆迁冲突。

　　征地拆迁的农民并非农民，而只是城市近郊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大约5%。实际上，这部分征地拆迁中冲突巨大，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利益受损严重的农民，却是农民中的势群体。即使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面，这部分农民所得利益及其经济状况也远好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