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3日《文物报》发表了袁家荣教授撰写的《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一文，全面介绍了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情况。1998年9月20日该报又发表了张镇洪教授等三人撰写的《英德牛栏洞史老墩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一文，全面介绍了广东英德牛栏洞、史老墩两处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情况。1999年12月，《英德史前考古报告》与《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同时出版发行，详细介绍了牛栏洞、史老两处遗址研究结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研究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学者们更高度重视。因为，玉蟾岩与牛栏洞距离较近，时代大体相同，稻作农业活动却又相异，原因何在?本文仅就上述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初步探讨一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几个方面，以求方家指正。
一.玉蟾岩与牛栏洞、史老墩的时空位置
玉蟾岩遗址的存在时间，参照其附近文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当在12000年前。据实际碳14测定三个数据：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树轮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间。牛栏洞遗址的存在时间，期为距今约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约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约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约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岩基本上与牛栏洞同时而偏早，因为前者时间跨度仅2000年左右，后者时间跨度则有4000年之多。玉蟾岩在牛栏洞的前半段时间内。而牛栏洞的重要文化遗物出土于后半段时间内。因此，可以认为玉蟾岩文化早于牛栏洞文化。玉蟾岩遗址的空间位置在北纬25°30′，东经110°30′。位于南岭山脉的北坡边缘地带。牛栏洞遗址的空间位置则在北纬24°20′34″，东经113°27′10″，位于南岭山脉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岩的海拔约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纬度1°9′66″，经度1°2′9″。从英德沿连江而上溯，穿过九嶷山区，由江华、江永进入道县，南转宁远、临武、蓝山、嘉禾、桂阳一带湘南地区。如果从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过骑田岭区，由宜章、桂阳、郴州、桂东、汝城一带湘南地区，再西往道县，也是比较方便的。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曲线距离也不超过400公里。按远古人类的步行速度，几天工夫即可到达。相互之间的迁徙与往来，并不是难事。
二.遗址堆积层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堆积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发掘了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初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这种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遗址西高东低，堆积物也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状况。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玉蟾岩洞穴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可同时容纳30人左右共同栖息。洞厅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气流通而寒凉。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据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笔者，类似玉蟾岩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还有上百个未发掘，它并不是孤立现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岩遗存就是一证。
牛栏洞遗址揭露面积51平方米。洞内堆积物很厚，厚处达3.14米，可分8层。有的胶结坚硬。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螺壳、蚌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等，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少量骨器、蚌器、陶片，证明这里是一处古人类长时期活动、居住的遗址。目前已经知道该洞总面积400平方米，地面状况狭窄。但对比玉蟾岩的堆积层状况来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玉蟾岩堆积厚1.2～1.8米，牛栏洞堆积厚3.14米，表明玉蟾岩内人类生息的时间短，牛栏洞内人类生息的时间长。
(二)玉蟾岩堆积分40层，牛栏洞堆积分8层，表明玉蟾岩内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短，迁徙的次数多;牛栏洞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迁徙次数少。也就是说，玉蟾岩在2000年之内有40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50年左右。而牛栏洞在2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只有8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2500年左右。
(三)玉蟾岩内有烧灰堆，大而厚。牛栏洞内未发现大而厚的烧灰堆，只见烧土、炭屑。表明玉蟾岩时代气候寒冷，必须日夜在洞内架篝火才能御寒去湿。而洞内铺垫白灰土，也说明洞内阴冷潮湿，不防潮不能在地面睡眠。而牛栏洞内不用铺垫白灰土，表明地面干燥温暖，洞内气温暖和。即使是在玉蟾岩时代，这里也比玉蟾岩暖和，不需要日夜烧篝火取暖防寒防潮。
三.出土石、骨器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全部打制，未见磨制。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刀、锄形器。石器制作粗糙简陋，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为单面加工。其石器工业风格与岭南全新世早期的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似。锄形石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采用一遍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骨器有骨锥和骨铲。此外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牙饰，出现装饰品。
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有800多件，其中成型的有200多件。器类可分为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砺石、斧形器、铲形器、凿形器等，还有少量磨制石器。较典型的是平面略呈三角形的陡刃器和有一个长刃的砍砸器，刃部有多次打击成形后再加工修理的痕迹，说明此时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磨制石器仅5件，除一件为石斧外，余为磨刃切割器，反映出磨制石器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骨器主要有铲、锥、针。同时还发现磨制骨器的砺石，砺石器身留有多道磨制骨器后的磨槽。经初步分析，牛栏洞遗址石器可以分为三期：期石器加工简单、器类多;第二期已出现一些较成形的石器，少量打击加工较好，器类增加;第三期石器的数量大大增加，打击加工修理较好的石器增多，且出现磨制刃部的石器和陶片，但无装饰品。
这就是说，牛栏洞第三期石器相当于玉蟾岩时代的石器。牛栏洞已出现磨制石器，玉蟾岩却尚未出现。磨制石器为石斧与主要磨刃切割器，主要用于砍伐与切割，即砍伐树木或兽骨、切割兽肉之类，表明牛栏洞第三期居民的狩猎生活占的比重相当大。或者说，狩猎生活占主导地位，这才会精心加工石斧与切割器。而玉蟾岩没有磨制石器，也没有石斧与细小石器，狩猎生活并未占主导地位。相反，它拥有锄形石器，可用于播种栽培，证实农耕文化已在这里萌芽。所以，它的石器制作粗陋，不求精巧。
四.出土动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经初步观察，哺乳动物达20余种。数量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说明玉蟾岩人也将鸟禽类作为一种主要的捕猎对象，反映这一阶段狩猎技术和狩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狩猎大型与中小型动物转向空中飞鸟，扩展了食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动物残骸中还有鲤、草、青等多种鱼类，和丰富的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反映出冰后期新出现的洞穴螺蚌堆积特征。
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黄犭京)、獐鹿、小鹿、巨羊、山羊等。食肉类动物以中小型种类较多，如沙獾、貉、小灵猫、小野猫、果子狸、水獭、黄鼬、狐狸等，老虎、黑熊、豹等大型动物很少见，小型的啮齿类、翼手类、食虫类动物数量也不多。灵长类也有发现，但亦很少。犀牛化石和东方剑齿象化石在底部地层中虽有发现，但数量少。此外，龟、鳖、蛇化石和鱼类化石出土不少。由此可见，当时云岭一带的生态环境适合于食草动物和小型兽类生活，而且周围水域面积颇为宽广，水生动物和贝类非常丰富，成为人类捕捞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种类来看，陆地与水中动物都是一样，区别在玉蟾岩有大量鸟禽类骨胳化石，而牛栏洞没有。这就反映出玉蟾岩人比牛栏洞人的智商高了一个档次，用技巧发明捕鸟工具去捕捉鸟禽，由陆地与水中狩猎对象发展到猎取空中对象。牛栏洞人尚做不到这一点。玉蟾岩人思维域比牛栏洞人前进了一大步。
五.出土植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为丰富。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为了解遗址不同部位堆积层的埋藏环境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2枚，其中1枚形态完整。此外还筛选出1枚1/4稻壳残片。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1993年发掘的3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3)。
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12000年前，对稻作农业起源时间与地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牛栏洞遗址发掘过程中也采用了水浮选法与筛选法，发现少量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与各类植物孢粉、硅质体，未见籽实。似乎表明牛栏洞人对植物果实与茎叶的采食与栽培均无兴趣。或者说，占比重甚微。他们完全或大部分靠肉食生存。因为非籼非粳类型的水稻硅质体并不能肯定它是栽培稻或野生稻，必须出土了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实物，才能确认已有了稻作农业的萌芽。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在牛栏洞中出现，数量又少，很可能是牛栏洞人无意带入的遗物，并非有意栽培并长期食用的遗存。牛栏洞中无朴树籽遗存，就可以证实牛栏洞人当时并不食用植物果实和茎叶。这一点与玉蟾岩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出土陶片的对比分析七.玉蟾岩遗址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原始的贴塑陶片。整个遗址堆积层所含陶片甚少，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片不足1厘米大小的碎片。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的陶片。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前)的陶片。
牛栏洞遗址的陶片也很少，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炭，晚期不夹炭，只夹砂，纹理不明。未见交错层理，显然不是采用贴塑法成型，可能为手捏法成型，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成型方法相类似。烧制火候低，易破碎，不能辨别器形。
对比之下，玉蟾岩人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新研究成果表明：江苏省7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所含植物蛋白石分析中，有5个含有水稻植物蛋白石，2个没有。5个遗址中有1个出土了炭化稻米，其余都没有(4)，可以证实这一点。
贴塑法成型亦是如此。彭头山、贾湖、八十土当、皂市下层、河姆渡、独岭坳、大溪等距今9000-7000年前的出土炭化稻米与夹炭陶的文化遗址，所有陶器均为贴塑法成型。因此，玉蟾岩的贴塑法成型工艺，可以认为是后代贴塑法工艺的开山鼻祖，也是稻作农业发祥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由于玉蟾岩与牛栏洞都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玉蟾岩四周没有大河大湖，无法发展渔猎生产，只有发展捕捉鸟禽活动。
八.华南会成为稻作农业发祥地吗?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玉蟾岩出现了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而牛栏洞没有。结合其附近的阳春独石仔(距今14900±300年前左右)、封开黄岩洞(距今11930±200年前左右)无陶片出现(5)的情况来看，广东与广西、海南三省区内尚未发现距今10000年前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谷遗存。目前已知的华南地区早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遗存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6)与广西资源晓锦遗址(距今约5000年～3200年左右)(7)两处，其他各地尚未发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北亚热带的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自然随之而来，"边缘效应"也应开始在这一带发挥作用，于是在特定的气候期间内，先于其他地方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形成稻作农业。以后，气候的回暖，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边缘效应"失去基础，于是中断了或断断续续地存在稻作农业，以致我们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的考古发掘中找不到稻作农业的遗址?
或者说，只要遇到相宜的气候条件，如距今15000年～13000年前之间的间冰期，或者距今13000年～12600年前与12300年前左右的一些高温期，稻作的起源和栽培都有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内发生，如华南、长江中、下游，甚至纬度更北的秦岭淮河以南?于是有学者认为："华南在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应该拥有它独特的、又与其他地区平等的地位，至少是水稻驯化与栽培发生的时间不会晚于其它地区，更不会晚于长江中、下游"(8)。
从逻辑上说，华南存在大量普通野生稻，具备了产生稻作农业的要条件，应该容易形成稻作农业。华南拥有良好的气候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当北亚热带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与"边缘效应"可能促使华南地区的古人类萌发栽培水稻的意愿与行动，创造稻作农业。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有稻作农业的遗迹。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遗址或其他有稻作农业遗迹的遗址没有发掘出来?还是以往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以致未能发现早期的稻作农业遗存?
答案是否定的。先，华南地区发现与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已经不少，如广东阳春独石仔下层(9)、广东翁源青塘吊珠岩(10)、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11)、广东封开罗髻岩(12)、广西来宾盖头洞(13)、广西灵山马鞍山(14)、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东岩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15)等，加上现在的牛栏洞，总计达14处之多，学术界统称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在距今10000年前以上，正好与玉蟾岩同时。这些遗址中不少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丝毫没有一点稻作农业萌发的痕迹，甚至连陶器都还未发明。虽然这14处遗址不能代表以后还可能发现与发掘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化的新遗址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可以透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真实面貌的一些特征与迹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明更早的遗址或尚未发现、发掘的遗址出现稻作农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石器时代的华南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软体动物，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16)，这说明近万余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与生态都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而人们的渔猎与采集生活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自然与云贵高原和南岭、大庾岭、武夷山等山脉的屏障作用有关。在这里既没有生存的压力，也没有"边缘效应"，人们可以照老样子慢慢生存下去。因此，就不必去栽培作物与创造农业，特别是难侍候的稻作农业。
再次，华南地区考古，以往是比较粗放，近十几年来已逐渐精细了，筛选法与水浮选法已经常应用，甚至连孢粉、植物蛋白石都能发现，难道还发现不了稻谷、稻壳、稻草?做了这样细致的工作，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只能说明华南地区确实是没有。否则，多少会有所发现，有所报道。九.稻作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
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该地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
(2)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
(3)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
(4)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17)。
这四个前提条件基本上是对的。确认一个地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没有这四个物质条件是说不通的。但是，具备了这四个物质条件的地方为什么就会产生稻作农业呢?这就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精神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因为原始栽培稻是人为改造、加工普通野生稻的产物，稻作生产工具也是如此。存在(2)(3)(4)三个条件的地方，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现不了原始栽培稻。另外，当地普通野生稻已灭，但发现了古老的原始栽培稻，并有驯化栽培稻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当地也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地方，只要当地的古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可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因此，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前提条件：
(5)该地古人类群体已具备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
华南地区及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正是因为缺乏这个主要的精神条件而未能形成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的。迄今为止，它们都未发现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而贾湖的野生稻早已灭，却因为发现仅次于玉蟾岩、彭头山的原始栽培稻而受到世人的注目。
众所周知，广西、广东、云南都有野生稻，也有古人类群体在其中生息，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就是因为缺乏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没有在12000年以前开展原始栽培稻生产，所以成不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他们对普通野生稻习性的观察了解，在驯化栽培普通野生稻过程中掌握的程度，以及对稻米需求的重要程度等等。简言之，就是主食谷物化的度与驯化栽培技术的高低，决定了古人类驯化栽培水稻的主观能动性。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证明，不是所有的古人类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都能发明驯化栽培水稻的专门技术，形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的。恰恰相反，初的稻作农业现象是在个别地方和个别古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以后逐渐传播出去才为多数人所掌握，并形成大范围种植的。不少人群长期坚持渔猎与采集、游猎与畜牧，也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他们从来不懂得栽培水稻，同样也可以稻米为主食之一。
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渔猎与采集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无论是洞穴遗址也好，贝丘遗址也好，山坡遗址也好，都证实了他们过的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只有到了大溪文化时代长江中下游居民向华南大迁徙的时候，才带来了稻作农业文化，即5000～6000年前左右的演化。
九.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
玉蟾岩遗址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谷，附近又有江永普通野生稻存在，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又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石锄之类)，而且时间早，视其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而其他地方却不能呢?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使然。玉蟾岩人的智商在当时的同时代各地人群中是高的，否则就不可能创造稻作农业和发明水稻栽培技术。从哪些事实上可以证明玉蟾岩人的智商是当时高的呢?
(一)夹炭陶与贴塑法的出现。以往各地出土的早于玉蟾岩或与之同时代的陶片，都是夹砂陶和手捏法制造的。玉蟾岩人创造了夹炭陶和贴塑法制陶，不仅改进了陶料，而且改进了陶坯的结构，相对于夹砂陶与手捏法制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智力发达的表现之一。
(二)编织技术的发明。玉蟾岩陶片上的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证明玉蟾岩人已掌握植物纤维的劈分与编织技术，走出了搓合术时代，进入了织造时代。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之一。即使它还没有形成织布水平，也可以编织网罟用于捕鸟网鱼，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以后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出现的网坠，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三)防潮意识的诞生。玉蟾岩人在洞内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以防潮，开了以后各地房屋建筑防潮意识的先河。如彭头山遗址F1大型地面建筑残存房基，填土一层厚5～10厘米，由黄色粘土掺合数量较多的粗砂构成，是以后三合土的萌芽形态。四周大型柱洞下部填灰褐色土，上部中间填小颗粒红烧土渣，或下部填土中掺大量炭屑，目的也在于防潮防柱子腐朽(18)。贾湖遗址F3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填土分上下两层，上层黄褐土，下层黑灰土。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木炭屑、兽骨、鱼骨、夹砂红陶和褐陶片，也是为了防潮(19)。其祖制均始于玉蟾岩。
(四)食物广谱化出现。玉蟾岩人除猎食各种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外，还捕食鸟禽10余种，植物40余种。这是其他同时期或早期遗址所没有的。玉蟾岩人食物广谱化的结果，使食物营养成分为复杂，人体吸入的微量元素和品种增加，导致大脑发育与进化更快，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智商水平。特别是直接源于土壤的谷物(野生稻与栽培稻)与植物根、茎、叶、籽，对微量元素进入人体，提供了直接的途径。鸟类肌肉与脑髓对人类大脑的迅速发育与进化(即中医药学中所说的滋补作用)帮助更大，从而奠定了玉蟾岩人高智商的物质基础。
(五)捕鸟禽技术的发明。据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表明，在没有发明弓箭、弩机、鸟铳之前，人类是用捕机(俗称扣子、机关)、陷阱、媒鸟、捕笼、捕网、粘胶、射杀、隼捕等多种方法(20)捕捉鸟禽的。鸟禽在天空中飞翔，目光锐利，反应灵敏，不容易捕获。捕捉鸟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斗智为主的过程。它和捕捉动物、采集植物的以斗体力为主的过程不一样，全靠机巧二字。设机关、布陷阱、用媒鸟引诱、用粘胶粘捕、用鹰捕捉等等，都是花智力多花体力少的活动。所以，玉蟾岩人能捕捉10种以上的鸟禽，而千余年后的贾湖人只能捕食3种鸟禽(21)，甑皮岩人只能捕食个别鸟禽(22)，其智商之高可见非同一般了。捕捉鸟禽，必须长期观察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夏候鸟?哪些是冬候鸟?何时出没?何时现身?用哪种方法去捕获?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如何?等等。总之，必须掌握它们的生息规律，来往路线，出没时间，才能采用相应的方法捕获。所以，不是聪明的人当不了鸟禽猎手。玉蟾岩人能捕获10种以上鸟禽，在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应变力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思维习惯已定型化，才会转移到植物栽培上来。对野生稻的栽培，先是观察其生物习性，掌握其繁殖规律，然后才试验移蔸栽培(23)，获得成功后，才逐步向外传播、推广，使之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十.玉蟾岩人智商高的历史背景玉蟾岩人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智商呢?这就要看它所具备的历史背景条件是什么了?玉蟾岩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早期过渡类型的古文化全新世早期遗址，其源头在其附近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湖南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发现近二百处，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湘、资二水流域较少(24)。处于华南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交汇区之内。玉蟾岩在交汇区的南部边缘地带。因此，其文化特色既有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又有华北石器工业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土著文化产物。现代人类血型遗传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有南北两个发源地，可能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大类型的界线在北纬30度左右。以后相互迁徙，在长江流域融合成南方类型的南方汉族、彝族、苗族、白族、景颇族、侗族、壮族、佤族、傣族、土家族、瑶族、高山族、黎族等民族，在黄河流域则融合成北方类型的北方汉族、羌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25)。湖南在长江中游的南部，玉蟾岩又在长江流域早期融合阶段的南边界上，处于南北两大人群地域分界线--武夷山和南岭这条东西走向的地带--的北坡边缘上(26)。因此，玉蟾岩人不是单纯的土著群体，而是南北两大类型即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南亚类型混血融合的产物，由古羌人与古越人融合而成的古夷人。
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群体的遗传变异和进化，取决于杂合优势。远缘杂交容易形成的突出双方的杂合优势，引起基因突变，形成新的地理物种与量子式物种。(27)拿人类来说，不同血缘群体远缘杂交以后，会产生比原来的两个血缘群体更聪明机灵的人群。玉蟾岩人应该是这样的人群。
现代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玉蟾岩人及其后裔是南北两大类型多次杂交融合的古夷人。因为在湘南地区古老方言中，至今仍保留有古越语和古夷(彝)语、古瑶语。例如：水稻称为"禾"、"谷"为古越语，水田称为"歹"则是古夷(彝)语。山林称为"岭"是古越语，称为"山"、"峰"则是古夷(彝)语。湘(长)、资(弯)、沅(大)、澧(龙)四水的称呼则源于古夷(彝)语。洞庭湖(震荡海)亦源于古夷(彝)语。"江"是古越语，"河"是古夷(彝)语，等等(28)。
民族古文字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洞庭湖流域曾经是古越人与古夷(彝)人共同生息的地方。彭头山、宜昌杨家湾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刻划符号都是古夷(彝)文(29)，楚国铜贝铭文也是古夷(彝)文(30)。而黔阳高庙、长沙南托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各种象形符号都是古越文，包括大溪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春秋战国期间涌现的大量巴蜀符号，也基本上是古越文(31)。目前虽然未在湘南地区发现这些古文字遗存，但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可以证明文字的统一性。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以表音形式为主的古夷(彝)文，还是以表意形式为主的古越文，都是以湖南的时代早，是民族古文字的发祥地。在9000-7000年前就产生了民族古文字的地方，不是智商高的人群聚居的地方么?十一.玉蟾岩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玉蟾岩人生息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在湖南侵蚀溶蚀构造丘山区内，都庞岭、越城岭以东，萌渚岭、骑田岭、九嶷山等南岭山脉以北，万洋山、诸广山以西、衡山以南。区内地貌是在古南岭构造的基础上，经第三纪以后中度隆起，在湿热气候影响下，溶蚀侵蚀切割，地形破碎，溪谷交错，具有花岗岩、变质岩山地，伴有灰岩峰林溶蚀宽谷或盆地相结合的山丘地貌特征。西部北界有近东--西走向的四洲山、阳明山作屏障，削弱了寒潮的侵袭。所以，江永--道县--宁远一带为全省热量富足的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在1600小时以上，与石门、常德、衡阳、零陵(永州)连成一线。洞庭湖区、新田、茶陵、汝城等地年日照时数都在1700小时以上，岳阳、安乡等地更在1800小时以上。玉蟾岩正处于1600-1700小时范围内。道县、来阳、新田、宜章等县的年平均温度在18℃以上，是全省高温地区。同时，这一带又是全省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多的地区。此外，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是全省较多的地区之一。雨季开始于3月下旬，结束在6月底。南岭山地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地区，以潇水中游的道县为中心，全年暴雨日4～5天，是湖南第二个暴雨多的地区。但冰雹少，仅0.2天以下。整个湘南地区的气候区划为瓯闽南岭区(湖南南岭部分)(32)。再具体而言，玉蟾岩人又是在道县盆地的北部，背靠紫金山，西傍都庞岭，南有铜山岭，东南有九嶷山，东为把截大岭，北风难进，南风易通。所以，年平均温度达18.5℃，无霜期很长，平均为309天，年降水量1300-1900毫米，雨季始于3月20日，终于6月30日。年平均日照时数1569.9小时。冬季多偏东风，夏季多偏南风，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期，风向不稳定，以北风频率高。暴雨平均两年半一次，且集中在4～5月。一日大值为140.6毫米。年平均4～5次。15年出现冰雹16次，成灾11次。干旱频繁。31年中有21年干旱，平均三年两遇。其中夏秋连旱20年，占干旱年份的95%。因此，属于温热多雨农业区(32)。总之，在这种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又四季分明的地理环境内，特别适宜于各种动植物与人类的繁殖生存。而且南北混杂和过渡现象十分明显，其中与华南区的共有种尤多，更接近华南区系。全省野生哺乳动物80余种，分属9目26科，占已知种数的19.5%。全省鸟类373种，分属17目52科，约占已知种数的27%。全省爬行类75种，分属3目13科，占总数的23%。全省两栖类40余种，分属2目8科，占总数的25.5%。全省鱼类169种，分属10目24科，占总数的7.8%(34)。而在湘南地区，道县有哺乳动物41种，宜章58种，桂阳21种;鸟类，道县64种，宜章38种，桂阳33种;嘉禾有哺乳类19种，鸟类23种(35)。玉蟾岩出土的哺乳动物20余种，目前都还存在于湘南地区，只是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例如熊，原在道县有，现在道县没有了，只有宜章有。虎、水鹿、赤麂、小麂、、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花面狸、野猪、豪猪、猴、华南兔、鼠、苏门羚、斑羚等，仍在道县生息。此外，玉蟾岩出土多的朴树籽，在湘南地区仍有朴树分布在道县、宜章、临武、嘉禾一带。牛栏洞人却不食朴树籽。由此可知，玉蟾岩人所处的这处特殊地理环境近万年来一直保持原状，没有多少巨大的变化。由此而溯源，在玉蟾岩人之前的几千上万年，也许也是这个样子，差异不大，才会养育出这一方人才来。
在丰富的物产与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即多变的气候条件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环境，使玉蟾岩人成为同时代智商高的佼佼者。
现代微量元素营养学研究成果表明：铁、铜、锌、碘、钴、铬、氟、钼、硒、锰、镍、钡、硅、锂、砷共15种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例如：铁和锌关系到儿童智力的发育。因为铁能使血红蛋白具有携氧的功能。而锌能稳定酶蛋白的四级结构和其他部位的结构，如生物膜和质膜的结构等等。缺铁会造成贫血。缺锌会造成结构变形、膜的氧化损伤、特定受体和营养物吸收点功能改变等等(36)。
这些微量元素来源于土壤、植物、动物、天然水和空气。土壤下面的岩石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矿床，通过地热或地下水的作用，溶解分化后带上土壤表面，再给植物吸收，植物又被动物或人类食用而吸收入体内。或在通过河水、井水、泉水、塘水、雨水、空气、灰尘进入人体内，被人体吸收。例如：有些地区的井水和泉水发现含有异常高水平的砷、锂、锶、硼、硒，对这些元素的总摄入起了重大作用(37)。
湖南是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湘南又是湖南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燃料矿产、非金属矿密集的地区之一。例如：含钨锡磁铁矿床集中分布在湘南地区的郴县、桂阳、宜章、江华等地。主要产于耒阳--临武、双--道县南北拗陷带中。热液锰矿床分布于郴县、道县、隆回等地。沉积变质型钒矿床分布于江华、蓝山、宁远、桃江等地。风化壳型钛铁矿床产于江华。含铜多金属型铜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而且较多地集中分布在桂阳大义山一带。方铅矿、闪锌矿、白云石、方解石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次为湘东北。辉钼矿主要富集于湘南。稀有金属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湘南等等(38)。这些矿产资源虽然深埋地下，但通过土壤与动物、植物、水、空气、灰尘作中介，对古人类的进化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玉蟾岩人走在时代的前面。
十二.野生稻孓遗于湘南说明什么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今天的发现也许会被明天的新发现所否定。于是，他们寄希望于未来的发现，以便否定现在的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但是，任何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作基础。也就是说，偶然是必然的产物和表现。偶然性是上层建筑，必然性是基础结构。
玉蟾岩人发明了驯化普通野生稻的栽培技术，似乎是一种偶然性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下面的必然性潜流。
先是他们对40多种植物的观察、分析、采集、食用、加工、储存，使他们熟悉了这40多种植物的生物习性和对人的生存价值。也许在栽培驯化普通野生稻之前，他们已试验栽培过其他植物了。例如：薯芋类作物、荞麦、野小麦(湖南地区至今仍有野小麦分布在永兴县境内)之类。彝族经典《物始纪略》"种子的根源"、"种植的根源"、"荞的由来"所说："五谷未出时，荞子先出现。"(39)因为荞麦是裸子植物，撒籽进挖松的土地里就可以了。佤族早种植小红米(龙爪稷)(40)也是如此。他们种植小红米，是因为见牛吃了小红米又屙了出来，以后长出了苗苗，才知道小红米可以吃，也可以种，这才种它的。种小豆也是一位猎人发现野鸽子的嗉囊里看到了小豆，知道是可以吃的，这才种了小豆(41)。
人们从牛粪、嗉囊中发现某些作物的种籽，这是一种偶然性，而在长期采集的实践中发明农业则是必然性。事物内在的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玉蟾岩人对植物的认识，也许与他们大量捕食鸟禽有关。鸟禽告诉人们哪些植物种籽可食。而牛栏洞人不捕食鸟禽，自然就不会关注各种谷物类植物了，也就发明不了农业。
其次是普通野生稻在附近的繁殖使他们渐渐认识到它的可食性。现孓遗于江永、茶陵、江西东乡、云南元江四处的原始祖先型普通野生稻，表明它们的生存都必须高温、长日照的地理环境，并非一切地方均可生存的。就湖南来说，湘西北的高寒山区，就很少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可能性，就而言，能达到年平均温度17.8℃以上、日照1700小时以上、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在5600℃以上的地区，除华南以外，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普通野生稻和其他植物一样，也需要它所特殊的生存环境。现在长江流域只剩下东乡、茶陵、江永三个孓遗点，除了近万年来人为破坏(开垦)以外，自然繁殖区域的有限性也是重要原因。即使在华南地区，大气候环境是适宜了，小气候环境不行也不可能普遍繁殖普通野生稻的。现在华南各省区与云南省，也并非所有荒芜之地都长满普通野生稻，只有少数地区存在。因此，存在普通野生稻的地方一定是比较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适应普通野生稻的生存需求的地方，并非大面积繁殖。例如，江西庐山，虽然距离东乡普通野生稻产地不太远，但因小气候环境不同，就没有普通野生稻，只有杂草稻(O,sativaLinn.)和假稻属的秕壳草(L,sayanukaOhawe)、假稻(L.japonicaMakino)、李氏禾(L.hexandraSwartz)(42)。所以，江永、茶陵两处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东乡普通野生稻孓遗于赣中，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孓遗滇南，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小气候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玉蟾岩古栽培稻、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类似人工栽培稻的蛋白石扇形体，也就不足为奇，是必然的产物了。
如果说玉蟾岩古栽培稻还不是古老的，要到其他地区--例如华南地区去寻找古老的古栽培稻和稻作农业发祥地，看来是很困难的。即使要找，也只有在它们所处的小气候环境内部找，如湘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常宁、永兴、茶陵、江永等县各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现。或者是湘北的洞庭湖区四周，彭头山文化的下层与澧水中下游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去寻找。在江西，则可到赣东北或赣南丘陵地区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掘。其他江南各省，也必须注意小气候环境这个关键问题，才会有所发现。
再次，普通野生稻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与原始人类居住地点的距离关系，是促使原始人类不得不将它们搬迁即移蔸到自己住地旁边来的原始动力。玉蟾岩古栽培稻与江永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双峰乳突的特征，正是从类似于江永普通野生稻一群的野生稻中承袭下来的(43)。距今约6000～6500年前的茶陵独岭坳遗址古栽培稻与茶陵尧水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表明：二者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是当地独立起源的一个类型(44)。江西现存古老农家品种与东乡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也表明二者的酶谱相近，是本地土生土长，与南方野生稻(即广东、广西、云南的普通野生稻)有明显差异(45)。这充分说明：各地都是就地取材，利用附近的普通野生稻进行驯化栽培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才会使它定型化，形成一种习俗，一种生产工艺，传授给子孙，产生成熟的稻作农业。子孙们迁徙出去时，才能将它传播出去。这种传播，会产生与新住地的普通野生稻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进一步驯化了普通野生稻。
第四，根据对东乡、茶陵、江永、元江四种普通野生稻的植物学特征分析，水分多少对植物生长繁殖影响很大。东乡野生稻群体内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通过数值分类研究还发现现存的两个较大的东乡野生稻群落--水桃树下和林场群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水桃树下居群具红色叶环而有别于林场居群。这两个群落在种子生产潜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群落之间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水分稳定性所造成的。而这种水分环境的稳定性差异，很可能是发生在较近代的时期内。因为在同工酶、DNA方面的变异均没有出现这种差异，属于遗传异质性很低的一个群体，而且在生活史特征性状上也没有明显的分化(46)。茶陵与江永两地的普通野生稻也有类似的差异。江永野生稻的茎以匍匐为主，少数直立。高节位分枝发达，植株分散生长。而茶陵野生稻以直立型为主，有少数匍匐，且匍匐程度较江永野生稻弱，高节位分枝少，植株集中生长。两地野生稻均无明显的地下茎。株高受环境的影响很大，约60～250厘米，一般多为100～200厘米。江永野生稻叶片茸毛多，叶色淡绿。茶陵野生稻叶片为深绿色，多数为光身叶。茶陵野生稻米含蛋白质稍高于江永野生稻。江永野生稻属感光性类型，茶陵野生稻除感光性类型外，也有感光性弱的早熟类型，8月中旬就抽穗了。两地野生稻对水分要求很严，适于沼泽地浅水层生长。江永野生稻在水深30厘米左右生长良好，在水深1米处只有稀疏生长，属适于随水深而茎节伸长的类型(47)。
由此可见，普通野生稻的变异受水分稳定性的制约。改变水分稳定性，就会改变水稻即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基因。天然沼泽地的水源不断，一般变化不大，稳定性。而人造沼泽地即水田(原始形态为水坑)却没有固定的天然水源(地下水、泉水、溪流、雨水)，只有人工水源(灌水)，容易受干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野生稻性状的变异。而湘南地区又是多旱地带。道县是干旱频繁，经常夏秋连旱。桂阳"岁岁以旱为苦"(《桂阳县志》)，嘉禾"十年九旱"(《嘉禾县志》)，宜章"干旱率为87%"(《宜章县志》)，临武"旱灾为县内常见的自然灾害"(《临武县志》)，"干旱是新田的主要气候灾害"(《新田县志》)。而从全湖南省来看，干旱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出现多的是夏秋干旱。且局部性、插花性干旱较多。一个县内，也会有旱区与无旱区的插花出现。究其原因，是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造成年内雨水分配不均，与年际变化大，形成明显的干湿季和旱涝年份(48)。湘南地区由于炎热高温，南风大，蒸发，更易发生干旱。遇雨水稀少，干旱更严重。这种状况，进一步促进了普通野生稻的驯化变异。因为，水分少易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以加根系的被动吸水作用(49)，从而使稻茎由匍匐向直立进化。而水稻即普通野生稻一生对缺水敏感的时期有两个，一是孕穗期，一是灌浆期(50)。普通野生稻的孕穗与灌浆正在8月至11月初，即秋初至冬初(阴历七月至十月)(51)。如遇上秋旱，则必然影响开花结实。因此，必须加人工灌溉，才能保证收获。这种状况就使普通野生稻在长期的驯化栽培过程中经常处于时干时润的状态中，逐步改变了其性状遗传基因，在低温干燥地区渐渐粳化，在高温湿润地区则渐渐籼化。湘南地区经常夏秋连旱，更需加人工灌溉，也就是加人为干预，改变普通野生稻生长性状遗传基因结构，促进它的驯化。对比分析牛栏洞所在的广东省，南岭南侧降水均为2000毫米以上，4～9月为雨季，少有干旱现象。广西全年降水的80%集中于4～9月。湖北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35～50%。河南夏季炎热雨水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全年降水的50%集中在夏季，常有暴雨。只有江西似湖南，4～6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秋季易旱。湖南是春夏之交多暴雨，4～6月降水约占全年的40%，7～9月常有伏旱或秋旱现象(52)。这就充分说明，湖南的秋旱现象是很突出的。古人类要想采食普通野生稻，就非加人工灌溉即人为干预不可。而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则不需要如此。即使移栽了普通野生稻，也不需加人工灌溉，任其自生自长即可。这样，野生稻仍为野生稻，没有实质性的变异，也就形成不了栽培稻。只是到了大溪文化以后，由长江中下游带来了栽培稻的种籽和农艺技术，才有了真正的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石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稻壳稻草的红烧土，以及各种陶器、玉器(53)，还有晓锦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草红烧土、陶纺轮等等，都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就是明证。总之，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一方面说明湘南是适合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小气候环境之一，为玉蟾岩人想驯化、栽培水稻与创造稻作农业提供了要条件;另一方面则说明湘南这个特殊的小气候环境旱涝严重特色，也逼迫着玉蟾岩人去改造普通野生稻的固有生物遗传基因结构，逐步驯化它为栽培稻，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推动力。结语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一个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必须多学科研究，进行多维立体定位分析，才能找出一个接近史实的较为科学的答案，仅仅靠考古发掘或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即只看稻种来源是对不够的，必须要考虑种稻人与客观环境的制约等多方面因素。即使是稻种问题，也要考虑客观环境的制约问题。不是任何地方都会生存普通野生稻，任何地方都能形成稻作农业的。它们都需要特殊的时空条件。也就是说，既要看物(稻种来源)，又要看人(种稻人的主观能动性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条腿走路，寸步难行，或者非摔交不可。
以往，不少学者只看稻种来源，从生物学与遗传学分析原始型普通野生稻产区，于是提出"阿萨姆·云南说"与"华南说"。后来，考古发现了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古栽培稻，便立即形成"长江下游说"。随后，9000年前左右的彭头山古栽培稻出土，人们就综合成"长江中下游说"。而8000年前左右的贾湖古栽培稻发现后，学者们又倡导"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龙虬庄与连云港古栽培稻的发现，又产生了"黄淮流域说"。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出土和万年仙人洞类似古栽培稻植硅石的发现，使"华南说"又在人们头脑中升起曙光。总之，都是跟着考古发现跑，以古栽培稻为准绳。有些学者见此状况，难辨真假，干脆主张"多元说"，各地"独立起源"。
这些不同观点，表达了学者们对和世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功不可没。但是在思路上都显得太单一化了，没有从多方面去考虑，特别是种稻人与稻种环境，不是动态地看待稻作农业起源这个问题，而是静态地看待它，以为有了物(稻种或古栽培稻)就行了，忽视了人(种稻人)与环境条件(种稻的起因与可能性)的巨大制约性。
考古发掘与现实生活都证实，不是所有的人群都会在那个时代栽培水稻与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许多人群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北方从事粟类作物栽培，在青藏高原从事青稞栽培，在沿海、湖滨、江河从事渔猎，在东北兴安岭从事游猎，在蒙古草原从事游牧等等，各以不同方式生息在大地上直到今天。即使在南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时代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群体，与从事渔猎、采集的群体相比较，初也是少的呀!
掌握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一门新技术，是对自然生物体的一种立体观控，它不像人们主观臆测的如搬运石头那样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娇嫩的生命体，稍有疏忽就会致它于死命。它与自然环境紧密依存，又受到环境的多方制约，人们还得与环境博斗，排除环境对它的不良干扰，才能使它顺利成长并结下硕果，让人们享用。所以，对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长期历尽千辛万苦的苦难历程，也是一项人类文明史、科技史、文化的重大发明。这种发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能是少数头脑非常聪明又有耐心耐力且勤劳的人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它和其他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稻作农业技术发明以后，它会逐渐传播出去，让其他人受益。迁徙也好，通婚也好，教导也好，不论什么方式，都会逐步发挥它潜在的威力，让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完善这门新兴学科与农艺。
稻作农艺是一种新技术，稻作农业则是在稻作农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新文化，包括方方面面。它涉及食谱、风俗、原始宗教即巫术、天文历法、语言词汇、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字创造、文学艺术、心理素质、科学技术、血缘融合、民族迁徙、文化交流、技术进步等等方面。因此，研究稻作农业起源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研究稻作农业文化的起源，稻作农艺(如驯化过程的栽培方式与手段)和稻种演化(如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的籼化或粳化，土壤、气候、杂交、耕作方式等对普通野生稻的演化制约)只是它的物质基础部分，而稻作农业文化(即种稻人的智力、体力、生存需求、生活习俗、民族迁徙、通婚融合、人员往来、商业贸易等等)是它的上层精神建筑，二者相辅相承，互相依存，是同一个命题的正反两方面，不可任意偏废的。
本文试以玉蟾岩与牛栏洞的对比分析为典型个案，尝试探索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几个方面，其中侧重于种稻人的主观因素特色和客观环境对其制约两方面的探讨，来论证稻作农业起源地点的客观性。其他方面的探讨，将另行撰文论述，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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