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种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不是代替农民。

　　尊重农民意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问：当前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农业体系怎么建，今后谁来种地?

　　阙兴国：我们村5000亩地，2100口人，人均不到两亩半。常年在家的360多口人，除了老人、孩子，就是身体有病的。留守在家的“老两口”是种地的主力，50岁以下的在田里几乎看不到了。年轻人为啥不愿种地?一家六七亩地，靠种水稻、玉米，一年挣不到几千块钱。

　　靠传统方式肯定不行，种地要换个种法。2013年村里成立合作社，518户村民土地入股，抱团发展，共担风险。调结构，种仙桃李，4年发展到2500亩。这个李子新品种大小似拳头，外形又像桃，效益很好，今年产了10万斤，平均一斤卖了20元。

　　颜其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据调查，渝北区农村务农人口仅占户籍人口的20%左右。许多农民之所以不愿种地，一是比较效益问题。一亩水稻刨去成本，纯收入二三百元，不如打两天工划算;二是思想观念问题。不少年轻人觉得农活太辛苦，务农不体面。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好结构调整“组合拳”;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用现代装备、技术手段武装农业;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重点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

　　问：这些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对促进现代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更具生命力?

　　阙兴国：渝北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42%。从实践看，没有哪种模式能包打天下，各类主体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龙头企业负责定标准、跑市场，合作社负责社会化服务，农户负责田间生产。要注意的是，新型经营主体是带动农民，不能与农民争地，把他们挤出农业。

　　李国祥：从看，目前新型经营主体总量已达290万家，土地流转面积占到35%左右。土地流转整体上是件好事，但要坚持合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不能靠行政手段干预流转。

　　土地流转、合作经营、土地入股等不同经营模式各有所长，具体采取哪种形式，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理论上说，土地入股对农民而言是好的方式，但实际上，如果分红问题解决不好，这种方式也显示不出优势。

　　怎么经营?

　　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变，创新经营体系不是另起炉灶。

　　规模经营不单指土地规模，也可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

　　问：有人认为，现代农业要求高效益，靠“老两口”一亩三分地难实现，家庭经营会不会束缚农业农村现代化?

　　阙兴国：拿我们合作社来说，社员负责基地日常管理，合作社负责技术服务、采购农资、销售等一家一户做不了、做起来不经济的事。地还是一家一户自己的地，通过合作统一管理，盛果期一亩收益能上万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今后更舍得投入了。

　　颜其勇：家庭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适应农业自身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传递出明确信号，创新经营体系不是另起炉灶，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变。规模经营是必然趋势，但农业规模不单指土地规模，也可以是服务规模。农民老龄化并不可怕，通过全程社会化服务，一样可以提高农业效率，迈向现代化。

　　李国祥：家庭经营是有生命力的农业组织形式。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日本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家庭经营为主。在美国，公司化的农场也才占2%。现在我国家庭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营规模较小，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家庭经营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迈向现代化：一是生产要素融入，农户把土地流转、入股，参与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活动;二是农户土地不流转，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参与现代农业;三是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现在各地经营体系创新很多，未来还会涌现出更多的新形式。

　　问：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

　　阙兴国：村里的合作社采取“三股确权”：一是村集体入股，借助政策支持，整合各类资源，投资配股10%，每年提取利润的10%作为村集体收入。二是合作社资金入股，占股40%，负责经营管理。三是农户土地入股，入股农户占股50%，每年提取50%利润，按亩分红。这样，农户收益占到大头，大家的利益和产业紧紧捆在一起。

　　李国祥：当前一些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现象值得注意。现实中很多公司种地是赔钱的，有的公司经营不下去“跑路”，损害农民利益。政府要鼓励支持工商资本把重点放在产前产后域，尤其是产后，在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在二产、三产方面发挥更大优势，提高农业附加值。

　　成本咋降?

　　通过联合、合作实现全产业链服务，有效降低成本。

　　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要根据实际把握适度。

　　问：随着农业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农产品进入高成本时代，降成本关系着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具体怎么降?

　　阙兴国：一靠科技，二靠规模。前年高标准农田项目落户村里，基地用上生物防虫新技术，一亩节省农药20%。再看规模，我们2500亩地统一育苗、统一买农资，比一家一户更有优势。

　　颜其勇：创新机制降成本。经营主体通过联合、合作，利用专业化分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全产业链服务，有效降低成本。

　　基础、补短板，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渝北区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行动，化肥、农药使用量逐年降低10%以上;有机肥使用量逐年增长10%，提升地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建成绿色防控示范区1万亩。

　　引导有序流转。现在我们这里土地流转租金每亩达1200元，有的接近2000元一亩，再加上人工成本，占到一些农产品成本的50%左右，这么高的成本种植传统农业很难赚钱。

　　问：现代农业要求适度规模经营，规模多大算适度?

　　颜其勇：我们做过调查，大户如果种大田作物，80—100亩的规模比较经济，按一季水稻加一季油菜算，一户一年利润在10万元左右，依靠社会化服务，也能管得过来;如果种经济作物，30亩左右比较合适。

　　李国祥：农业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根据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农产品的种类，当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等，采取适度规模。

　　现在不少地方，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产权交易中心的子挂起来了，但更多发挥的是买卖撮合功能，相关服务缺失，没提供价格指导，也没有生产成本、土地流转成交价格等相应的信息提供，这些服务需要进一步加。

　　结构咋调?

　　提高供给质量，突出特色优势，生产方式向绿色化转型。

　　不仅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要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性需求。

　　问：农业效益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当前，农产品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跟不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限了，绿色生产跟不上;国外低价农产品进来了，国内竞争力跟不上。种什么赚钱，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李国祥：农业发展的重要功能是满足人们食品消费需求。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食品消费量趋于饱和，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不断增产丰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限。缓解这些突出矛盾，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让人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不仅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要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性需求，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农业发展动能转换，让农业真正成为能赚钱、有吸引力的产业。

　　阙兴国：我们打的是“特色”，人无我有。这个仙桃李品种，是和专家一起边种边试，4年时间才育出的新品种，甘甜多汁，清香入鼻。而且在重庆就此一家，全程绿色化生产，消费者吃得放心，市场自然认可，高时1斤卖到40元。今后产量高了，价格可能会落，但后期村里的农旅项目会上来，产业链条长了，农业文章就做活了。

　　颜其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紧跟市场，提高供给质量，突出“特色”和“绿色”。渝北区启动了“农产品绿色行动”，从农业生产各环节入手，严把5个关口：土壤净化关、农资进入关、生产记录关、产地准出关、市场准入关，目的就是打造“渝北”绿色、健康、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支持农产品绿色生产，区里对新建标准化特色农业基地，给予每亩2000元的补助;新引进绿色农产品种苗，按引种价给予50%补助。目前全区建成10个万亩级特色高效农产品基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95个，“歪嘴李”“梨橙”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品价值达10.8亿元。相信不久，消费者买到“渝北”农产品，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实现精准监控。

　　从何发力?

　　不应继续过分追求单纯的高产高效，要把提高品质和安全性放在优先位置。

　　让会种地、能种地的人不吃亏，发展与农业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

　　问：当前农业发展进入结构升级、方式转变的平台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策方面有哪些期盼和建议?

　　阙兴国：盼的是灵活的用地政策，村里离主城区只有20分钟车程，下一步合作社发展农旅项目，大的难题就是土地。另外，合作社贷款难，经营的土地不少，但银行不认，这几年总共贷过两次款，都是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多一次贷了15万元，希望金融惠农政策能再加把劲。

　　李国祥：在金融服务方面，有的地方探索建立担保基金，帮金融机构分担了农业风险，调动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性。有的地方把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民联合起来，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贷款出现风险后，联合体先偿还。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颜其勇：现有的补贴政策多数是普惠性的，不管种没种地，都能拿到补贴。应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按“谁种地、谁受益”原则，精准补贴给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会种地、能种地的人不吃亏，农业未来才有希望。

　　李国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目标定位应为优质安全生态增收，不应继续过分追求单纯的高产高效，要把提高品质和安全性放在优先位置。

　　应改善支农公共资源配置。未来要在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分配方面深化改革，要把农民增收放在位，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需求。

　　加快构建优质绿色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仅要深化粮食等收储制度改革，尽可能不扭曲农产品市场，而且要加快构建优质绿色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大农产品市场治理力度，促进农产品市场走向成熟，让绿色、放心的好产品卖上好价钱，培育壮大农业发展新动能。

　　加快培育与农业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资源环境好坏与农产品安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要尽快把农产品有效供给与资源环境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良性循环，让资源环境等新要素能够成为生产力。近年来，各地探索将文化、生态、旅游与农业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发展与农业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这是农业发展动能转换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