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类作品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紧密已胜于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时代的产物”，而较少全面研究其艺术价值。当历史的一页又被翻了过去“，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1]。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重新将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学之时，也认为对这段特殊时期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字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然而，如何对其定位研究与评判鉴赏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评价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难以把握，看来只有先“把历史还给历史”，而后在这还原了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作品细读了。

　　整体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其总体方向是以较快速度地发展壮大前进的，但仔细研读史料会发现这场运动也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往前冲的，其发展也在根据具体数据而不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从1951年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各地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数据就显示农业合作社已占总农户的40%左右，但是从各地农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中，中央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冒进偏激的问题。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过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之后也通过了《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等纠正各地急躁冒进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就明确写道：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与11月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也表明了这一态度“：华北现有6000个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好”“，‘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这种发展与控制的反复一直存在于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生事物在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虽然在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指示与毛泽东的讲话中都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尚未完成土改，可以暂时不搞，但历史证明，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只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区别。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个县、3个市，共1520个乡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而此时的大部分农村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些年头了。新疆则在此之前也已初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在1953年1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四届生产会议上，王恩茂作了题为《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显示，当时全疆已成立农业互助组5877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但当时全省仅有10个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达到138个了;1955年冬季后其发展速度更快，全区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85%以上。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中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劳动，新疆同时也是祖国重要的牧区，因此，新疆的合作化运动也其重视手工业合作社与畜牧业合作社的建立，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总结中便显示，新疆已建立牧业互助组1780个，并在试办试验中也在不断调整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方法与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各地党委要从新疆地区的特点出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2月2日，仅乌鲁木齐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便已达到了89个，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7%。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评判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有图解政策、宣传合作化、过于贴近意识形态之嫌，但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这样波及的运动中，身处其中的作家的确乐意展开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话题。这与新的政治话语的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意识形态对审美趣味的转变与体制化的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势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它们也的确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巨大的变化，而这鲜活的生活又产生了鲜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饱”、“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们并不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能够简单抽象出来的，而是在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说梁生宝是否就是现实中王家斌的化身，马烽那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仅凭这些作家在当时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深入农村生活、体验农民感情便可知，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宝贵的剪影与故事，能够让我们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激情似火，以及当时各地农民的复杂心态及不断变化。从建国后各地农村情况的报告便可见农业的互助合作是针对其产生的问题而做出的相应举措，而且根据当时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与心理状态加以分析，也可见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运动中，不仅有意识形态与国家总体目标的作用，同时也是契合不同农民心理的，这些在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孟富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农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将其心理分为三种。先，土改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对共产党、政府、毛主席的感激满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像《创业史》里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在拿到土地证后的那样欣喜若狂。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这类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难，农民对土地怀抱的深深眷恋而对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产生恐慌。正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一样，旧社会的他尽管勤劳肯干，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土改后，他决心大干一场，让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难以接受，因此《山乡巨变》中陈先晋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与变化便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但这类人中的大多数由于感激与归属感而决心为祖国多生产、多打粮，国家让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例如《狠透铁》中的狠透铁、《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等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呕心沥血。其次，是几千年来农民逐渐形成的“均平”与“求富”的心态。建国初的农村自然是贫下中农为多数、富裕中农为少数，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创业史》里想发家致富的郭振山，也会在下力狠干时产生动摇，不知自己的独自创业是对是错，因为独自富裕毕竟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战争结束了，国家稳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仅是农民的心愿，也是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和国家对合作化的宣传迎合了农民的这种心态。1950年，党和国家通过明快上口的墙头标语、基层宣传员的讲解、文化站图片展、民间义演等各种宣传途径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4]这些在《山乡巨变》、《三里湾》等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山乡巨变》里的盛淑君带青年团全村贴对联挨家宣传，《三里湾》里则将乡村的未来找画师描绘了无比美好的图画，这些浅显易懂的方式都将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后的乡村与公路、拖拉机、电灯、电话等现代化工具联系在一起，使农民相信这将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其所面临的压力。土改后的农民虽然拥有了土地，但由于长期经受的剥削与压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当时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占有耕畜0.47头，犁0.41个，一年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购置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5]。这个问题不仅在各地的农业报告中可见，在许多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中也可详知，在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中坚持办社的贫农都是因为没有畜力而无法单独生产，共同克服困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需要就是农业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小农经济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通过互助合作与政府帮助便大不一样，例如《三里湾》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开渠经过私人地基的问题，大伙儿参加了合作社、土地、农具、耕畜统筹安排便使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为生产丰收打下了基础。第三种则是在土改较早地区所产生的新的中上农与富农，他们对今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犹疑，想继续发展又怕犯错误，毕竟刚刚经历过的土改还令人有所顾忌，这些人迫于国家政策与被孤立的危险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创业史》里的梁生禄虽然入了社可心却不在社里。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长甄明山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赵满囤“：其实满囤过去那样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说他是中农，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贫农也不是个个人一入社马上就变得大公无私。农民嘛，祖祖辈辈一家一户过活惯了，从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农民社比单干再，乍入社总不是一下就能转过弯来。”[6]这些在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区别地都有所体现。

　　由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为数不多，但也涉及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与戏剧，其中为著名的便是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锻炼》了。这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作品的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却丝毫不比许多该题材的长篇小说逊色，这部作品在1981年举行的少数民族三十年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小说看似描绘了一个懒惰的单身汉——40多岁的麦提亚孜。他是一个独生子，被母亲娇生惯养，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给他传授了理发的手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父亲留给他的摊铺改卖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但他却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从小就喜欢学手艺，尽管他的家又破又乱，却有很多工具，他不仅有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匠的手艺，还喜欢修东西。他尽管喜欢学手艺，却也总是有始无终，且做事懒散。他为村民剃头，边剃头边讲旧小说里的故事，甚至有时都会忘记自己是在给别人剃头。虽然他在剃头之前要认真地为来人洗头，但由于他揉搓的时间太久“，洗头的脏水顺着那个人的耳根，眉毛流下来，弄湿了衬衣”，他也满不在乎。他为心爱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个多月，当他送去时连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为这双皮鞋要到沙漠上开了花，骆驼尾巴触了地才给我做成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帮别人修农具、做皮鞋、剃头尽管很慢，却也认真负责，而且“从来不计较工钱，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只说声‘谢谢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两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会高兴得像上了天”[7]46。他给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仅亲自送上门，还用他那“散发着汗臭”的黑花手帕包着，第二天，他又拿着这条手帕包干粮了。当然，麦提亚孜也确实有着懒惰的毛病，他懒得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他去种地却怕太阳晒，就躲在桑树下避暑，从家里出发也懒得带水和干粮，口渴难耐却懒得去大河边喝水，因为离大河有一里多路，为了这些小困难他甚至想到“：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上呢?还不如小时候死掉也就得受这些洋罪了”。但是，他还是会仰面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来吧!”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出生的人，麦提亚孜传承到的不仅是手工技能，同时还有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与价值观念，而这些在一个40多岁的人身上应该已经是定了型的。国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由于新疆地处偏远，并没有与内地同时同程度地进行各种运动，作为一个乡下人的他自然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尚需要时间。新疆虽也进行了土改，让普通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由土改带来的巨大喜悦曾让的多少农民都欣喜若狂，《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甚至拿上土地证后把它往墙上一钉，就激动地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对于麦提亚孜这个手工业者的意义却并不明显，甚至还为他带来了新的困扰。麦提亚孜不仅没有农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会种地，他面对分来的土地束手无策，他甚至开玩笑要在这块地里建一个花园。无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却只长出了25棵苗，因为他既不会犁地播种，也不会治理田地，种籽都被乌鸦吃了。对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无策，他甚至想把它卖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经艾木拉劝说“：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块土地上种些庄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换来油水也好，那就随你的便了”，结果缺少农作知识的他一想“：我看犯不着买来卖去的，干脆就在这块地上种油菜，岂不更好”[7]50，这样，他便在艾木拉的帮助下阴差阳错地种了油菜。同时，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农民那样有较的时间限制，因此长久以来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态度，本来依照常理，像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农具与牲畜，也没有农作技能的人，应当渴望加入互助组以获取他人的帮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让他害怕互助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觉就睡觉，想干活就干活了”。

　　当然，作品的重点不在描写主人公的懒惰与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现他加入互助组，经过劳动“锻炼”后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在《山乡巨变》里为了说服不愿入社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团县委副书记与当地干部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劝其入社，而整个《山乡巨变》也纠结于“入社”这一难题，甚至让人觉得“不入社，这日子也难过下去”，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识形态的点滴渗入。而《锻炼》中麦提亚孜的入社则很自然，艾木拉作为村里的互助组组长因为看到了麦提亚孜的困难便想去帮助他，艾木拉提议月夜由互助组的人帮助麦提亚孜割油菜，因为油菜虽然长成了，但由于麦提亚孜的散漫“，因过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绳勒索的时候撒到他那经过的路上了，还没有捆起来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麦提亚孜下定决心收割却发现他的油菜已经有人帮他收好了，这种以行动帮助的方式自然比宣传、劝服更容易打动人。当然，一个多年有陋习的人自是无法一日改变，麦提亚孜在修水渠时还是因为偷懒想藏在杏树丛里，结果大伙发现了被树枝挂住羊皮袄的他，这使他再一次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渐渐地，一个孤单生活的人体会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说有笑的劳动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变得开朗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组长艾木拉发现了麦提亚孜作为“匠人哥”的长处并力发挥它，在互助组成立了副业生产小组，麦提亚孜当了技师，专门生产套具、麻绳、抬把子、筐子等，麦提亚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劳动中被“锻炼”出来，终也与伊扎提汗结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整篇小说干净流畅，语言平淡却风趣幽默，尽管作者要展现的是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整个运动以及运动的先锋——互助组组长艾木拉都仅仅是主人公麦提亚孜在劳动中锻炼成长的背景与陪衬，这反而使作品显得自然，也更加凸显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点上，本文所塑造的麦提亚孜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三里湾》里的范登高与《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因为将他这样一个懒散成疾的手工业者在互助劳动中逐步锻炼成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真地是难上加难。麦提亚孜的成功塑造不是偶得的，这与作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先，祖农•哈迪尔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熟谙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心态，自然才能深入挖掘其内心私密的感受，也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面对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同时，《锻炼》一文的写作是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结果，尽管这也是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激情，在情绪情感上是主动的，这部作品的成功自然也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接触与感受。除此之外，1954年随新疆省文联创作小组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莎车生活五个多月的祖农•哈迪尔还与玛纳甫合写了一部五幕话剧《喜事》，作品通过一个老中农对互助合作运动态度的逐步转变展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转变道路。新疆还有一位创作了一些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的作家——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汗，他的《起点》(1957)、《牧村纪事》(1959)、《阿吾勒的春天》(1963)等作品都是描写新疆牧业合作社的。他的这些小说创作得较《锻炼》晚些，作品中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也更多，不像《锻炼》里中农反对麦提亚孜加入互助组也仅仅是说些风凉话而已。因此，在郝斯力汗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里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并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积分子，他们过去是遭受牧主欺压的牧民，而今却成为干部或积分子，自然全心全意投入合作社。如《起点》中的玛丽亚，不顾他人挑拨其夫妻关系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红泉公社的养羊模范铁亚那老汉和他做队长的女儿达麦特干一心保护牧区与牲畜;《阿吾勒的春天》里的老牧民库肯为了保护解放军的骆驼母子而不顾自家的牲畜，这些人都坚决保护公社与集体的利益。而另一种人则以反面角色出现，试图破坏集体和公社的利益，有的为了肥私，有的则出于报复心理，如《起点》中的库地雅尔因为自家作春窝和秋窝的草地在合作社的统筹安排下要改作耕地而反对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奴尔哈里生活富足，不愿与穷鬼伙着干，公社成立前他便企图把所有的家畜都卖掉，因被达麦特干揭发受到批评而怀恨在心;《阿吾勒的春天》里的碧海莎则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爱占便宜、好说闲话的喜剧角色。这些反面角色虽然都对集体利益产生了伤害，但是这些伤害都不是致命的，而充分反映了有生产条件的中农对待合作化道路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由于在整个群体中较富裕，便害怕其个体利益受到损害，一旦稍有不如意处或利益受损，他们便将愤怒与不满投射于合作社并试图对其进行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剥削者，仍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其破坏都是有限的，还上升不到阶级的对立，当其小阴谋失败暴露后，通过教育这些人也是能够转变的。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相比《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遭受的困难似乎较少也较简单一些，这与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土改较晚、少数民族较多、情况较为复杂而开展较晚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在内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及时做调整，收到的效果自然也会好一些，这些在作品的对比中也有所体现。

　　除了以上作品外，新疆的作家还创作了一些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诗歌，如克里木•霍加的《在路上》、《阿依罕》，郭基南的《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草原接羔忙》、《播呀播》等。尽管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描绘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手工业者、牧民如何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与结果，独特的边疆风光、生动的民族语言、风趣幽默的维吾尔族人与爽朗直率的哈萨克人所展现出的民族个性都是如此的不同，但他们仍是当代文学合作化题材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绪情感的波折与变化，为曾经的历史留下生动的一页。